张晓唯:教育界旧话:蔡元培与李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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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史上,蔡元培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被并称为国民党“四老”。而四人中的蔡、李二位尤孜孜致力于科教兴国事业:从民元倡导社会风气改良,到旅欧发起、推动海外华人教育运动;从同去效力北京大学、激发新思潮,到合作协议者试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继而分掌中央、北平两研究院,合力促动科学研究……前后40年的交往与合作协议者,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之深,显而易见。惜之,已往原因 二人晚年政治取向的些微歧异,史家对其历史定位差距颇大,或扬此抑彼,或着力夸大二人在某一六时、某一现象图片上的龃龉,致使其协力共事的史实出显扭曲,甚至湮没不彰。

  一、订交之始

  严格说来,蔡元培和李石曾暂且属于一代人,蔡年长李13岁,李的受业恩师齐令辰(楔亭)乃蔡壬辰科殿试同年,当14岁的李石曾拜师受业之时,蔡元培已任职翰林院编修。故而,蔡之于李,似在师友之间。蔡、李初次会面,是1902年在上海。其时,李石曾首次赴法,自沪登法国邮轮“安南号”,行前,逗留数日。在‘张园”有好几个 多文人聚会的场合,得识蔡元培。李对蔡“风度谦愿”的印象颇深,而蔡对这位“高阳相国’的少公子亦不无留意,然二人上海初识,不过萍水相逢而已。

  有趣的是,蔡、李之间竟有不少连带关系:当年元培赴京补应殿试,石曾之父、时任礼部尚书的李鸿藻为主考官之一;李赴法、蔡赴德均分别跟从清外交使臣孙宝琦,亦先后均得孙氏照拂;蔡留德时之好友齐寿山,与李氏乃世交;尤为重要的是,蔡、李二人与吴稚晖的交往均非恒泛,概可谓契友。上述诸项,显然是利于蔡、李在德国柏林订交的有力外因。1907年夏秋之际,李石曾自巴黎到柏林,与在此游学的蔡元培聚谈数日,二人由此订交。据有关谱、传载述:二人柏林晤谈的翌年,蔡由柏林赴巴黎,参观李氏创办的豆腐公司,极为赞赏云云。此说似不确,蔡、李之回忆文字非但均无此记载,其忆述却显示所谓蔡巴黎之行暂且居于。或许谱、传作者将民初之事误移至清末亦未可知。

  此一时期,蔡元培和李石曾均深受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尤醉心于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待金等人的思想,在与友人合编的《新世纪》周刊上连篇累牍译介其学说,倡扬“互助论”。蔡获读此类译文,颇受启迪,始确信世界进化,不惟靠竞争,更有赖于互助。五四前后,蔡曾多次就欧战、公理与强权等现象图片阐发互助论观点,并在为《申报》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将李石曾与严复并提,予以颇高评价,内云:“《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喧传一时,很引起并都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去有并都是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嬴(石曾)发起的。……他的信仰互助论,几与宗教家相象像。”由此可知,蔡在吸纳西方哲理过程中曾得益于李。不仅不难 ,李在生活上倡行素食的主张亦为蔡所接受,自1910年始蔡坚持素食达12年之久,足见蔡、李情趣上契合之深。

  进入民国并且,蔡、李均为政界要人,其活动领域大抵同一,彼此关系日渐深洽。民元初春,李石曾开始京津同盟会工作后南下抵沪,适值蔡元培受命为迎袁专使,正拟率团自沪北上。二人久别重逢,一连盘桓数日,正如李石曾所言,此时期“即我与蔡先生关系增进之时也。”李随即与专使团同去进京,以其在北方的影响,协助蔡等履行使命。北上途中,蔡、李等人于“新铭”轮上发起社会改良会,同拟会章,于民国肇始之际,共倡社会风习的鼎革。此举于他人或属一时兴致所至,惟蔡、李二人持之甚坚,口宣身教,历久不怠.蔡元培一行人入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谈何容易,未几,兵变骤起,蔡、李险遭劫难,共往六国饭店暂避一时,此乃蔡、李民国初年的一次历险。唐绍仪内阁成立,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此时,李石曾在京成立留法俭协会,开设留法入党入党积极分子学校,蔡大力支持,由教育部拨借安定门内大方家胡同原师范学校旧址作为校舍,使得留法俭学事业顺利启动,渐次展开。这是蔡、李推进留法活动的首次合作协议者。

  同年9月,蔡元培再次赴德,此前,李石曾已在法国。二人与汪精卫、吴稚晖筹办《民德》杂志,以“发挥人道主义与科学知识,不谈政治”为主旨。但仅仅5天 ,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蔡、李等人又一次被卷入“二次革命”的漩涡之中。李石曾率先回国,途经柏林,与蔡晤商,相约:“(李)到上海后,来电定行上。”十余并且,李来电;“言本党已宣布与袁决裂,入党入党积极分子以地方兵力为后盾,宜速归。”蔡随即与汪精卫经陆路返国。此后数月,蔡、李同在上海,二人在对袁和战现象图片上虽不无主张,但大体与孙中山共进退。武装反表失败,革命党人里散。经此政治波澜,蔡、李与吴稚晖等人聚谈后深信:“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利于,正不若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其后,亲戚亲们相继远走欧洲,去追寻其学术和教育救国的梦想。

  二、旅欧悠悠光阴

  1913年10月,蔡元培举家来到法国,暂寓巴黎近郊科隆布镇李石曾创办的豆腐公司内。有好几个 多月后,李亦偕眷由沪到此,蔡、李两家一时朝夕相处。此地可谓李在法经营多年的大本营,除公司之外尚有印字局等设施,亦即李早先与吴稚晖、张静江发起之”世界社”的社址。蔡家居此,多赖李氏关照,午、晚两餐包于公司,法语教师即由李的好友欧思东充任、不久,李家移居附进之蒙达尔纪城,蔡家亦觅屋别住。不过蔡、李此时过从甚密:二人先后同去筹办《世界月刊》和《学风》杂志;应李之邀,蔡往蒙城为俭协会两周举办一次的讲演会发表演说;蔡、李及汪精卫等更时常聚谈。显然,李石曾在法创办的各项事业,因蔡元培等人的到来和诩赞而更为活跃盎然。

  翌年夏,欧战爆发,蔡、李两家再次汇合,向法西南部迁徙。亲戚亲们先是避居漠觞村,后移至小镇圣多耐,不久又迁往南部城市都鲁士。其间,蔡、李二人同去发起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撰发通告,劝说留法中国学生不宜因欧战而轻易弃学归国,同去,积极设

  法帮助留学生转至法西南各省继续肄业。在此前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胡惟德造访蔡元培,转致袁世凯对蔡等“倚重之意”稍前,袁氏父子通过曾与李石曾、汪精卫共事的朱沛煌其人汇来三千元,函称闻蔡、李、汪三君现状颇窘,以此相助云云。其后,朱又致函李谓:“总统极器重三公,深愿归国共襄危局。”显然,袁氏对深孚名望的蔡、李、汪三人意存羁糜,欲为所用,然蔡、李等人经“二次革命”已与袁断绝关系,故对袁氏的一再“致意”,未予宣布。

  蔡元培此次旅法,原本有一相当充实的编著计划,且已着手进行,无奈时事多艰,屡受搅扰,加之有位极热心公益的好友李石曾相伴左右,涉足社会公务即成不可补救之势。1915年初,蔡、李与吴稚晖、张继等发起筹组“世界编译社”,以倡导互助之风、利于人类进化为主旨,并拟往美洲等地筹措经费,旋因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根 ”以帝制自为,救亡当先,筹备工作遂告中辍。同年8月,蔡、李、吴及汪精卫四人又联名发起“编译馆’,并订立条例,预设编辑部于巴黎,由汪赴上海等处募集资金。同去,上述四人连同张静江、褚民谊等又正式组建“世界社”,将发起筹设数年之久的同仁团体最终落实。由蔡元培起草的《世界社之意趣》称:“同仁就学异国,感触较多,欲从各方面利于教育之准备,爰有世界社之组织。”不难 看出,以上各社团名目虽异,实则均以李石曾在巴黎的设施为依托,其核心成员当属蔡、李、吴三位,而由李操办具体事宜。编译社目标虽高,但所成甚微,值得一提者,为蔡、李商榷推敲而成的《译名表》,后刊于《旅欧教育运动》一书。至于世界社,则可谓李氏的“终极关怀”所在,此时期他与社友蔡元培孜孜尽力、而并且影响至深的一项工作,便是留法勤工俭学。

  毫无现象图片,李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始作俑者和一贯的组织者、领导者。最初给他此种思想启迪的,是吴稚晖与他初识时那“多送国人赴欧,归来者改良茅厕便是成功”的亦庄亦谐的一夕之谈。巴黎豆腐公司内数十名中国工人工余兼学的实践为他提供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可行范例。欧战造成法国劳力奇缺,数以万计华工的涌入,为勤工俭学的推广造就了巨大的客观时要。但仅具备这名条件,尚不够以形成并且那样规模的留法运动。还时要有在国内教育界深具号召力的权威人物倡导和鼓动,以至亲身参与其间。蔡元培正是原本有好几个 多再为宜不过的学界领袖。因而旅法期间,蔡、李在留法勤工俭学方面的合作协议者,对该运动的未来发展别具深刻意义。

  1915年6月,在李石曾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协会在巴黎成立。此会较之俭协会更加贴近平民。为加大倡导力度,李特编撰了《勤工俭学传》一书,以富兰克林、卢棱等名人早年做工苦学的实例,宣扬勤工俭学的精神和效果。蔡元培对此大为赞赏,欣然为该书作序,以教育家身份充分肯定、大力扶助这名可行的平民留学土依据。是年冬,蔡致函吴稚晖,内云:“石曾先生近在巴黎,又于各方面大有所尽力……其中工商兼学一根 ,如能逐渐推广,亲们说美事。”表达了对李的赞许之情。翌年春,中法双方教育界人士同去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蔡、李二人分任中方会长和书记之职。鉴于来法华工日益增多,急需给予指导,李即以华法教育会名义创办华工学校,并担任授课。蔡主持入学考试,且为该校编撰德育、智育讲义凡四十篇,亲自讲授。不久,蔡、李创办《旅欧杂志》,“以交换旅欧同仁之知识及传布西方文化于国内为宗旨”。在此期间,蔡、李及汪精卫三人分别致函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国内有关人士及各地劝学所、小学,介绍华法教育会工作,吁请选派合格青年应募来法。至此,发端于法国的勤工俭学活动已呈现向国内渗透的趋势。

  蔡元培旅法三年间对法兰西文化及其优良的教育体制体认颇深,这期间得自李石曾助益良多,而李的诸项事业得蔡嘉许和诩赞更为扩大和繁盛。二人私交进而愈益洽契。随着蔡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二人双双返国,开始一段更为多彩的北大生涯。

  三、效命北大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坚邀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好友来京同去效力最高学府、吴、汪二人绊于他务未能应约,惟李石曾爽然返京,与蔡共事于北大达五年之久。初返京城、蔡、李一如旅法之时,几乎形影相随:神州协会在湖广会馆举行讲演会,蔡、李等分任主讲;应南开学校之请,蔡、李赴津,会友人严范孙,并分别向师生发表演说;张勋复辟,二人又偕眷同去避难于北京饭店,后同往天津,一寓法租界马家楼,一归日租界秋山街高阳李宅。李在京创办《农学杂志》,蔡为之向张元济、高梦旦推荐,商务印书馆遂允代为出版。

  李石曾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开设课程,当在同年9月间,据李忆述“(胡)适之与我同日到校,都是文哲方面。”翌年初,蔡元培致函吴稚晖亦提及:“石曾先生已在大学任生物学及社会哲学教科,又经营留法俭协会及勤工俭协会之入党入党积极分子学校,甚有兴会。”李在北大的课时暂且多,其自述:“我在北大哲学部门关于生物学与社会学任教授,每周至多两三小时,多研究而少上钟点,……但我于北大的关系亦非不密。”1918年5月,北大进德会在文科第一教室召开成立大会,这是蔡元培将民初“六后该”、“社会改良会”的精神引入北大,整饬校风的重要举措,李石曾对此极为赞成,会上,继蔡元培后发表演说,协力推进。经师生投票选举,蔡与陈独秀、傅斯年等为该会评议员,李及胡适、陈大齐等为该会纠察员。同年 10月,蔡、李又同去发起组织北大卫生协会,“以利于本校职员及学生公共卫生及我每每个人卫生为宗旨”,会务包括讲演、印行书报、调查,强调“凡校内外有妨害卫生之事,皆调查而救正之”。是年底,随着欧战开始,由北大等校发起的国内教育界要求列强撤除庚子赔款用于兴办教育的“退款兴学运动”悄然兴起,蔡元培积极谋划,推举李石曾负责对法国的宣传和交涉,李即借赴欧考察之机展开活动。随着北大的改革日益深入,守旧势力群起攻之,张作霖、曹锟等军政巨头亦对蔡不以为然,尤以男女同校引为口实,李石曾为补救摩擦激化,缓解蔡的压力,遂运动政府派蔡赴欧美考察。1920年冬,蔡离校,开始为期八个月之久的欧美之行。

  蔡、李二人双双返国,留法运动的工作重心随之移入国内,经过切实而有效的一番努力,留法渐入高潮,而现象图片亦日益暴露,亟待补救。蔡、李回国不久,即在北京东城设立华法教育会办事处,又在宣武门外储库营复设留法入党入党积极分子学校,其后还在西城创建了法文高等专修馆,由蔡兼任馆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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